百多年前，一位很有钱、也很有思想的法国人想做个事情：建立“地球档案”。

1896年，他创办了一个基金会，聘请了地理学家担任其“地球档案”的科学指导。同时，招募年轻的大学毕业生，提供资金，让他们周游世界，观察和领会人类的实际生活，记录下来，发回报告。据说当时设计和收集这样的报告也属创举，“领先于现代人类学和当代通讯实例”。

这位法国富翁的基本想法有二。一，“人类活动的多面观、操作形式和类型是肯定要消失的，不过是迟早而已”。在其消失之前作出记录，宜早不宜迟。二，“挑选国家杰出的知识分子和有道义感的、既年轻又已具有足够的成熟以能观察和了解的人来办”。

他嘱咐即将上路的年轻人“双眼睁开”，走出书本，“在众多的和迅速变化的事实面前，要绝对留神，慎用太草率的词句”。

他本人也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。据记载，1908年11月到1909年3月，他作了一次世界巡游，也到了中国。在不断的游走中，他感慨书本与实际生活的距离说：“生活，是需要到生活的所在地去把握和领会。”

此前，1904年，世界第一种彩色照相法问世。他注意到用影像手段记录文化与历史的价值，结束世界巡游后立即着手。从1909年到1931年，他花钱收集了72000张彩色玻璃反转片和183000多米长的35毫米黑白活动影片。现在，我们可从中看到1912年中国山东曲阜孔庙的石牌坊；1913年的爱尔兰人和他们的马车；1914年法国巴黎铁罐街上的一个家庭；1918年保加利亚梅尔尼克市唯一的街道……

有道义感、“双眼睁开”的年轻人从世界各地返回的时候，邀请了他们在各地认识的一些朋友同往法国。他们组成了一个“环球会社”。这是这位法国富翁创办的人类文化研究机构。该机构向“世界各国先进人士”发行研究通报，倡导不同民族间通过相互认识实现相互接受。

这位富翁后来破产了。塞纳河省收购了其包括“地球档案”在内的产业，保存了这笔文化财富。1986年，在离塞纳河畔不远的地方，建立了以他本人名字命名的“阿尔伯·肯恩博物馆”，1990年投入使用。

二

五十年前，一个冬夜，一位不太有钱、很有学问和思想的中国人，和他的助手谈口述历史，“谈了一整晚”。谈得起劲时，他用薄纸蒙在地图上，勾画家乡地图。这位助手叫唐德刚。画图者，胡适。

胡适先生有“历史癖”。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搞出名堂的口述历史，开始时他希望能“职业化一下”。当时，美国驻华记者Robert A.Button脱离新闻界后，利用福特基金会的研究经费，访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张国焘。“积稿数百页”后，到哥大的中国历史研究部做校订工作。其时，唐德刚也在该部做研究，两人脾性相投，很快热乎起来，引出唐氏记录胡适先生口述历史的一段佳话。哥大后来组织大规模的“中国口述历史计划”，乃至设立“中国口述历史学部”，似都与此事相关。

张国焘是个名人，胡适更是“我的朋友”遍天下。Robert A.Button和唐德刚的合作，打的也是名人的主意。他从唐氏口中听说当时在纽约当“难民”的中国名人可谓“车载斗量”，大喜过望。不过，作为他们的目标人物首选的胡适先生，似乎对平民的生活及其历史更感兴趣。

胡适曾借着为族叔胡寄凡著《上海小志》一书作序大发感慨。他说：“‘贤者识其大者，